1864年9月12日晚上，當時駐港的英軍第99軍團，有士兵闖進荷里活道馬來人宿舍尋仇，除有人受傷外，更有人在醫院裏死去，其後香港警察帶走打人的17名馬來人，送往在中央警署集體看管。
翌日在警察封鎖的肇事現場，有30-40名士兵再度尋仇，部分人並帶有槍械，再次闖進宿舍毆打住客，導致6名馬來人受傷。雖然派守現場的50名警察並没有佩槍。但期間有人開槍，一名士兵倒地死去，而碼頭站崗的一名警員亦告失踪，地上留下帽子與一灘血迹，其後才發現他的屍體。
9月14日晚上，太平山區繼續有激烈打鬥，有不少有色人種接連在無識別下被襲擊。殖民當局派出40名軍隊人員阻止事件繼續惡化，而警察總監要求港督限制99團的土兵逗留在軍管内，並於9月15日遷離香港，搬到九龍，
蘇載玓博士表示，英國吞佔香港，旨在作為其亞洲地區內的商業、軍事與政治據點，因此駐有軍隊。初期人數約5,000人，及至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法聯軍人數高達5-6萬人，並將原先只希望租借，最終割讓的九龍半島上興建軍營和醫院，令香港作為英國後勤基地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然而，由於時任港督羅便臣於1863年反對向英國繳付20%，約2萬英鎊的殖民地區的軍事費用(1890年增至4萬英鎊)，加上《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陸軍部想把整個九龍半島用作軍事用途，亦遭港督羅便臣反對，希望為當時屬中產階級，未能居於港島半山的歐籍人士提供居住用地。最後，軍部只能取得九龍半島多個最佳位置，包括現時的九龍公園、九龍塘、槍會山等地點建立軍營，反映殖民當局與駐守英軍關係並不融洽。
蘇博士指出，1864年的軍警衝突事件中，共有7人死亡，包括2名英軍、1名警察和4名馬來西亞人。期間，不單可以看到香港警察盡忠職守，同時足證當時英軍的「目無法紀」，以及普遍出現「軍紀鬆馳」的情況。
前警司何明新補充，在英治時期，英軍可隨時離開軍營出外飲酒作樂，甚至於1983年，一名醉酒英軍，手持半自動來福槍，由香港邊境口岸駕着軍用吉普車到港島，在灣仔地區向跟隨的警車開槍後，再經海底隧道到當時的啟德國際機場脅持人質，擾攘多時至酒醒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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