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嘉賓蘇載玓博士在香港警隊前世今生講座發言時，開宗明義提到，其著作不僅是關於香港警察專題的書籍，而是一個關鍵時段(1841-1898)内，香港殖民歷史的形成／塑造殖民統治政策的根本重要議題。在談到1989年為結的原因，蘇博士指出，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生效，英國從清廷租借新界99年。然而新界農村大族為了保衛鄉土，持續抵抗英軍。此時香港社會的環境變得複雜，香港警隊亦要改用新的管治模式。簡單來說分作三層，上層是歐籍，特別是英國人；中層是東亞，如英國殖民地的印度裔或錫克裔，視乎時任港督曾在何處任職，最後才是華人。
接着蘇博士引用1856年10月8日的阿羅號事件，表示當時清兵登上停泊在珠江河的阿羅號，逮捕船上2名華籍海盗與10名嫌疑華人水手，令致英國認為中方没有依據條約協定通知領事，隨即觸發第二次鴉片戰爭，作為講題的開始，剖析新成立的香港警隊應付亂事的能力，以及殖民當局的管治方針和策略。
在一封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arryParkes)的公告文獻中可以看到，當時任何在香港付過保證金的船隻，都能揚起英國國旗，獲得英國領事保護。然而阿羅號登記的英國牌照亦早已失效，甚至乎清兵上船時，船上可能未有掛起英國旗。英國雖然早已知悉，但駐華公使(也是港督包令) 於1856年10月11日致函巴夏禮指出，中方並不知道牌照已經過了期，只有我們政府可以決定，並力指中方違反《南京條約》為由，觸發第二次鴉片戰爭。
在阿羅號事件上，可以看到英國主張的理據十分牽強，發動侵略只是貪得無厭的表現。事實上，當時英國根據《南京條約》得以在廣州從事貿易，但英人只獲准在十三行一帶生活，不准進入城區，以免與民眾發生衝突。及至1857年英法聯軍發動戰爭，三年後從天津攻入北京，圓明園焚毀，不得已下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開放五岸通商，割讓九龍半島。自始之後，英人輸華的鴉片數量大幅增加，使已積弱的清廷民困更甚。
事實上，英軍於1856年10月23日發動戰爭，香港群情淘湧，商戶於11月開始停業，市民在街上起哄，加上當時以印度裔為主要成員的香港警隊，於4月16日因執行《管控建築物與防止滋接事宜》法令(滋擾法)，屢與市民發生衝突，早已民怨四起，此時更已潰不成軍，難以維持治安，時任署理港督（亦是警察裁判司）堅偉派出100名士兵平亂，並將沒有登記的華人驅逐離開香港，並同意警察不得使用武力，阿羅號事件引發的騷亂才得以暫時平息。
總結而言，英國一直處心積慮，務求加強對華的經濟利益，阿羅號事件只是一個侵略的藉口，而非主因。簡單來說，這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英人明知清廷無力反抗，只有自己說了便算。縱然阿羅號當時的英國旗如傳言所說般，只收在盒內，並沒有掛上，但英人仍以一幅清兵收起英旗的畫面大肆宣傳，以為口實，其心可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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