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9月12-14日的軍警衝突事件導致多人死亡，其後(9月19日)孖刺西報第二版刊登告示：「女王陛下第99團的一名二等士兵，於13日晚在摩囉街參與了騷亂，並被搶殺…任何能夠提出信息…的人都將獲得150元的獎勵。」而於14日晚刊登的另一則告示：「333號警員查爾斯‧克勞福德在畢打碼頭執行任務時，被一個或多個不知名的人故意謀救，現懸賞500元…」，結果因懸賞金額不同而再度招致軍警紛爭，同時引發新一輪偏頗的傳媒報道。
此外，針對香港警察，傳媒的不公平報道更多，包括1864年9月20日德臣西報報道：「有人質疑為何死因聆訊法庭的裁決中，決定了99軍團的11名士兵被指蓄意謀殺，並應接受(軍方)審判，但是警察卻被放走了，因此看得出來，兩案審理的處理明顯有不同」。
1864年9月16日孖刺西報的告示：「由於事出突然，99兵團軍官只有這次機會與友好晚宴，地點由原來的美利堅樓改成九龍」，反映在衝突事件過後，99軍團士兵的傲慢自大，仍然是投訴接受，態度照舊。在翌日的孖刺西報社論中，更對第99軍團表示強烈同情，指他們駐軍期間的行為一直出色，並做出了巨大貢獻，成為整個社區的最愛。原本辛苦得到的人氣，只因幾個小時的瘋狂放縱就全扔掉了，並希望他們的一次錯誤行為可以被淡忘。由此可見，當時傅媒對士兵的偏溺。
孖刺西報則於21日報道：「無論第99軍團士兵如何被指責為這次騷亂事件的罪魁禍首，我們認為還是警方應該受到更多的譴責。把殖民地的安全與效率放在這般不濟事的警察組織手裏，我們開始表示強烈的懷疑。警察總監和副總監都在現場，或至少在附近。負責糾察隊的軍官要求警察總監召集所有人員，進而找出開槍者，但是他們以最笨拙而無效的方式執行該命令。最後找不出來，從此兇手就一直被警察無恥地掩蓋和遮擋。」
此外，孖刺西報當日引用所謂的讀者來信：「港督羅便臣僅僅由於幾個行為不端男人的輕率，突然把女王陛下的軍團之一，在幾個小時之内送到九龍。我能準確地指出，香港社會的大部分歐洲人此刻最熱烈的同情，都與整個第99軍團同在。殖民地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港督羅便臣把軍團送到對岸是最嚴厲、最敵意而沒有理由的行動」。從以上多則新聞中，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傳媒透過類似的公器私用手法，藉渲染、誇張，不知名的人士的消息來源、讀者來函，以至失實的報道內容，企圖或意圖影響民眾的判斷和社會紛圍，至今猶在，不斷荼毒國人和年青人。
肇事後的法庭調查與裁決，雖然軍事調查法庭裁定6名喪生人士被謀殺，但没有罪犯，沒有人遭逮捕，而喪命的站崗警察雖裁定被11名第99軍團士兵謀殺，但交由軍方處理後，結果不詳。至於三場的死因聆訊法庭只裁定喪生的士兵Lonsdale是在没有武備的情况下，中彈後死亡，但同時揭露了警隊對於殺傷性武器的混亂管理情況，毫無系統可言。
蘇載玓博士指出，傳媒(新聞紙)對英軍(歐洲人)的偏幫，是英國内部的政治門爭的宿影。至於警察有否開槍，除非開槍警察自己事後報告，否則難以得知。據一名在死因聆訊法庭上作供時的警察表示，每名警察都有配槍，但任職六年以來，從未接受軍火檢查；對武器狀況全不知情。及至1869年4月發生的另一宗的打劫殺人案，警察數度開槍不靈，暴露出武器質量、管理或訓練都很有很大問題，引起社會極度開注，遂於1872召開警察調查委員會作出跟進，成為警隊轉變的其中一個轉捩點。
前警司何明新補充，當年警察提供懸賞緝拿匪徒的做法有別於今天的嚴謹，只能由警務處處長發出正式的懸賞告示。於1864年，除警察外，華民政務司、紳商地保等機構或組織均可懸賞或線人費，甚至乎地區保甲更可自行審理案件和判刑，直至70年代才終止。至於槍械管理，香港警隊於80年代開始已有嚴格監管，每支槍械均附上編號，並設槍房由專人管理，並不斷改善。及至90年代，人員交還槍械後需即時檢查，定期保養，防止再有「欠缺撞針」、「槍柄鋸短」或「保鮮紙包槍防潮」等血的教訓事件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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