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人認知中，「歐化」只是一間傢具店的名稱，殊不知也與「文學創作」有關。在愛丁堡廣場看畢「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之「江湖盛滙」展覽後，隨即來到香港大會堂八樓演奏廳，與數十名「好學者」一起，出席嶺南大學國學堂主辦，陳偉中博士主講的「歐化文字與文學創作 — 以劉以鬯和西西部份創作為例」講座。
陳博士由「歐化語句出現之原因」，表示民國初年，五四時期推廣的白話文尚未完善，需通過模仿和移植而產生，故藉歐化語句來豐富詞匯。由此想起中學時，老師解釋「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何如此彆扭時，指出文言白話夾雜是中文語言過渡的必然現象，當時仍未有「歐化」之詞。
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的魯迅，以當時尚未成熟的白話文來撰文，以改變民智和言禁均未開的社會現象。惟課文收錄的一篇《阿Q正傳》，以至自行在讀書館借閱的《狂人日記》，與追看金庸小說的布局、遣詞用字，實在差之千里，只覺興味索然。及至講座結束，特別是有關原名張彥，近代著名學者西西的別具體栽的用言，才悉箇中原由。
陳博士指出，文學創作需配合言語，並引述《漢語綜述》，提出漢語的歐化，如社會的歐化般，是潮流所趨，勢所難免。究其原因，包括英文的直接作用，以及翻譯時，包括報紙，電視廣播等大眾媒介慣用的譯文體的潛移默化。惟「歐化」之好壞，取決於是否簡潔、好懂和必須，以為作品「增值」，也避免帶有歧義，或出現亂用和濫用，導致文章視野模糊或感到是編織結構。
濫用例子多如星數，詞綴方面如「性」的「前瞻性計劃」；「度」的「高度關注」；「化」的不斷貧窮化」；「主義」的「素食主義者」；「型」的「新型消費模式」；「們」的「長官們」皆可省略，而成為簡單、直接、雅化的中文。不說不知，在在古代漢語中，「被」是一個貶詞，但現時經常被用作「被嘉許」等句子中。
助詞則有「陳老師的不小心」的「的」；「愛著、恨著、有着」的「著」；「溫馨地提起他」的「地」等。此外，還有受英文影響主謂賓語的多餘代詞、濫用謂語、多餘數量詞、濫用介詞、濫用多個句子放在一起的雜揉長句、多餘連詞、濫用被動詞、濫用「是」字句、習非成是，以及「蛇足」般的「最」或「之一」等詞句。其中提到「施政報告」的「內地基本上全面自由化」、「讓服務業自由進入內地」等新興詞綴，前句的「基本上」與「全面」互有矛盾，而後句「自由」則可省略。
歐化文章的毛病以周作人的說法最為直接，其一是無文法的雜亂，其二是過於文法的雜亂。因頻在對比劉字鬯的創作與歐化時，陳博士便指出，1951年版的《天堂與地獄》，在1981年再版時，便將「涼浸浸的、皮包」修改為「十分涼爽，手袋」，並刪除如「一隻」等無用語。
至於西西的文字，早於85年便引起文學爭論，指為莫言敍事和印象式批評。雖然爭論了超過50年，但相信至今仍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各有見解。事實上，1985年出版的《我城》，開首的「我對她們點我的頭。是了，除了對她們點我的頭之外，我還有甚麼話好說。這座古老而有趣的大屋子，有十七扇門的，而她們說：就給你們住吧」，便如上文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一樣，毫不吸引，甚至覺得是「烏哩馬查」。
然而陳博士提出的「語境」便讓西西的文字走進另一個層次。他指出，對於西西的作品，一直由評論認為是「童言」的敘述語調，或是獨特的「簽名式」句子。又或自由間接引語，還是直接引語較佳？以破折號代表小朋友思考的空間和語境是否適當？由始至終，西西本人並沒有就此講過一句半句。或許，「點我的頭」，便有代表不情願的意境。
不論是「正常」，還是看來像是「童言」的句字，都可能隱含西西別有用意的心思，就是強調「人要自己活得快樂」，而快樂之道，在於能否把平常事物看得生趣盎然。例如《我城》，主人翁是修理電話的阿果，圍繞的其他人都沒有什麼顯赫的身份，只是一群普通的年青人，是香港這個城市的「小人物」，認真生活，卑微而快樂，是作者最關心的對象和審美理想所在。
有人問：「《我城》是西西表達對大中華的抗拒。但陳博士指出，西西性情清淡，相信不會，亦不願這樣做。她只是用自己的方法，作為表達生活中的城市面貌。至於為什麼中文要「歐化」？陳博士指出，古代漢語，主語在前，修飾詞在後面，而總結是言語現象。中文賓詞的運用則屬公共語言，用動作和場景來描寫本身的形容詞。文學更為注重細節，將事物變成夢境，又如電影的鏡頭，令人沉醉其中。
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文中，西西特意在對話中，給予未成為死亡化粧師前的主人翁「我」的主謂語，而其後則隱藏起來。簡單來說，主人翁成為化粧師前，文章的主謂賓是完整的，但成為化粧師後則為了表達自卑，而收起「我」。主語的省與不省，反映角色微妙的心理轉化過程。
文中的零度敍事，刪除「我、你」，或會讓讀者感到奇怪。但只需退後看，優美的文學創作，不能純粹跟從前人，要有創意和創新。事實上，語言和逗號，只要用得其所也可刪除。此外，
普通話的語法表述不一樣，在撰寫時要慮讀者的需要，否則很大的語言變化，讀來會有不必要的影響。
《死亡化粧師》主人翁是一名宅女，行為舉止不應「太乾淨」。文字的運用體現到其缺失，而文本留下的空白更是有意為之，旨在切斷閱文的節奏。在語系上將節奏上拉長，便帶出文學上是否真的要這麼簡略？或許電報是實用文，但小說不是。因為將文體繁化，製造慢節奏，從而拉長閱讀的節奏，讓讀者觀察時間較長。
如魯迅的《秋夜》：「在我的後圈，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文中提到的兩棵棗樹，便是重覆又重覆，語法緩慢，卻令讀者代入觀察熟悉的環境，啊！突然產生原來另一種也是棗樹的體會。簡單而言，在文學創作中不應有太多成語方式的套語，應產生陌生化。如兩棵棗樹的寫法，便甚有陌生化的效果，以新穎手法表達出緩慢觀察的節奏。
西西的《感冒》，以詩入文，節奏同樣緩慢。然而《家具朋友》，則是一篇節奏輕快的散文。或許這是女性作家特點，在不同作品，不同位置上，對話長短都是刻意營造出來的。這對於「我們」來說，真如醍醐灌頂般「擊中要害」，有所啟發。
總結來說，古代漢語總是修飾「對家」，少用形容詞 ，而現代漢語則是不斷疊交，並多形容詞，但結果並不一定是好的。至於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文字語法、清通與否，不能是唯一標準。「以改寫來作批評」很容易，但是否貼近文本的主題和氛圈，人物說話的語境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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