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人認知中,「歐化」
只是一間傢具店的名稱,殊不知也與「文學創作
」有關。在愛丁堡廣場看畢「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之
「江湖盛滙」展覽後,隨即來到香港大會堂八樓演奏廳,與數十名「好學者」一起,出席嶺南大學國學堂主辦,
陳偉中博士
主講的「歐化文字與文學創作 — 以劉以鬯和西西部份創作為例」講座。
陳博士由「歐化語句出現之原因」,表示民國初年,五四時期推廣的白話文尚未完善,需通過模仿和移植而產生,故藉歐化語句來豐富詞匯。由此想起中學時,老師解釋「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何如此彆扭時,指出文言白話夾雜是中文語言過渡的必然現象,當時仍未有「歐化」之詞。
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的魯迅,以當時尚未成熟的白話文來撰文,以改變民智和言禁均未開的社會現象。惟課文收錄的一篇《阿Q正傳》,以至自行在讀書館借閱的《狂人日記》,與追看金庸小說的布局、遣詞用字,實在差之千里,只覺興味索然。及至講座結束,特別是有關原名張彥,近代著名學者西西的別具體栽的用言,才悉箇中原由。
陳博士指出,文學創作需配合言語,並引述《漢語綜述》,提出漢語的歐化,如社會的歐化般,是潮流所趨,勢所難免。究其原因,包括英文的直接作用,以及翻譯時,包括報紙,電視廣播等大眾媒介慣用的譯文體的潛移默化。惟「歐化」之好壞,取決於是否簡潔、好懂和必須,以為作品「增值」,也避免帶有歧義,或出現亂用和濫用,導致文章視野模糊或感到是編織結構。
濫用例子多如星數,詞綴方面如「性」的「前瞻性計劃」;「度」的「高度關注」;「化」的不斷貧窮化」;「主義」的「素食主義者」;「型」的「新型消費模式」;「們」的「長官們」皆可省略,而成為簡單、直接、雅化的中文。不說不知,在在古代漢語中,「被」是一個貶詞,但現時經常被用作「被嘉許」等句子中。
助詞則有「陳老師的不小心」的「的」;「愛著、恨著、有着」的「著」;「溫馨地提起他」的「地」等。此外,還有受英文影響主謂賓語的多餘代詞、濫用謂語、多餘數量詞、濫用介詞、濫用多個句子放在一起的雜揉長句、多餘連詞、濫用被動詞、濫用「是」字句、習非成是,以及「蛇足」般的「最」或「之一」等詞句。其中提到「施政報告」的「內地基本上全面自由化」、「讓服務業自由進入內地」等新興詞綴,前句的「基本上」與「全面」互有矛盾,而後句「自由」則可省略。
歐化文章的毛病以周作人的說法最為直接,其一是無文法的雜亂,其二是過於文法的雜亂。因頻在對比劉字鬯的創作與歐化時,陳博士便指出,1951年版的《天堂與地獄》,在1981年再版時,便將「涼浸浸的、皮包」修改為「十分涼爽,手袋」,並刪除如「一隻」等無用語。
至於西西的文字,早於85年便引起文學爭論,指為莫言敍事和印象式批評。雖然爭論了超過50年,但相信至今仍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各有見解。事實上,1985年出版的《我城》,開首的「我對她們點我的頭。是了,除了對她們點我的頭之外,我還有甚麼話好說。這座古老而有趣的大屋子,有十七扇門的,而她們說:就給你們住吧」,便如上文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一樣,毫不吸引,甚至覺得是「烏哩馬查」。
然而陳博士提出的「語境」便讓西西的文字走進另一個層次。他指出,對於西西的作品,一直由評論認為是「童言」的敘述語調,或是獨特的「簽名式」句子。又或自由間接引語,還是直接引語較佳?以破折號代表小朋友思考的空間和語境是否適當?由始至終,西西本人並沒有就此講過一句半句。或許,「點我的頭」,便有代表不情願的意境。
不論是「正常」,還是看來像是「童言」的句字,都可能隱含西西別有用意的心思,就是強調「人要自己活得快樂」,而快樂之道,在於能否把平常事物看得生趣盎然。例如《我城》,主人翁是修理電話的阿果,圍繞的其他人都沒有什麼顯赫的身份,只是一群普通的年青人,是香港這個城市的「小人物」,認真生活,卑微而快樂,是作者最關心的對象和審美理想所在。
有人問:「《我城》是西西表達對大中華的抗拒。但陳博士指出,西西性情清淡,相信不會,亦不願這樣做。她只是用自己的方法,作為表達生活中的城市面貌。至於為什麼中文要「歐化」?陳博士指出,古代漢語,主語在前,修飾詞在後面,而總結是言語現象。中文賓詞的運用則屬公共語言,用動作和場景來描寫本身的形容詞。文學更為注重細節,將事物變成夢境,又如電影的鏡頭,令人沉醉其中。
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文中,西西特意在對話中,給予未成為死亡化粧師前的主人翁「我」的主謂語,而其後則隱藏起來。簡單來說,主人翁成為化粧師前,文章的主謂賓是完整的,但成為化粧師後則為了表達自卑,而收起「我」。主語的省與不省,反映角色微妙的心理轉化過程。
文中的零度敍事,刪除「我、你」,或會讓讀者感到奇怪。但只需退後看,優美的文學創作,不能純粹跟從前人,要有創意和創新。事實上,語言和逗號,只要用得其所也可刪除。此外,
普通話的語法表述不一樣,在撰寫時要慮讀者的需要,否則很大的語言變化,讀來會有不必要的影響。
《死亡化粧師》主人翁是一名宅女,行為舉止不應「太乾淨」。文字的運用體現到其缺失,而文本留下的空白更是有意為之,旨在切斷閱文的節奏。在語系上將節奏上拉長,便帶出文學上是否真的要這麼簡略?或許電報是實用文,但小說不是。因為將文體繁化,製造慢節奏,從而拉長閱讀的節奏,讓讀者觀察時間較長。
如魯迅的《秋夜》:「在我的後圈,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文中提到的兩棵棗樹,便是重覆又重覆,語法緩慢,卻令讀者代入觀察熟悉的環境,啊!突然產生原來另一種也是棗樹的體會。簡單而言,在文學創作中不應有太多成語方式的套語,應產生陌生化。如兩棵棗樹的寫法,便甚有陌生化的效果,以新穎手法表達出緩慢觀察的節奏。
西西的《感冒》,以詩入文,節奏同樣緩慢。然而《家具朋友》,則是一篇節奏輕快的散文。或許這是女性作家特點,在不同作品,不同位置上,對話長短都是刻意營造出來的。這對於「我們」來說,真如醍醐灌頂般「擊中要害」,有所啟發。
總結來說,古代漢語總是修飾「對家」,少用形容詞 ,而現代漢語則是不斷疊交,並多形容詞,但結果並不一定是好的。至於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文字語法、清通與否,不能是唯一標準。「以改寫來作批評」很容易,但是否貼近文本的主題和氛圈,人物說話的語境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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