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出生的蘇先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已在林村居住，不知不覺已有40多年了。他回憶說：「在此之前，我是居於大埔墟鄰近消防局的位置，即現時大埔泳池附近，當時一家都是從事耕田工作。」當時大埔林村河的出海口河道狹窄，至上世紀末才由政府改闊而成為今天的現狀。
蘇先生續說：「約於5至6歲時(1950-60年期間)，由於政府收地，因此舉家搬到林村居住繼續務農，而水源是來自大帽山梧桐寨林村河的河水。其後港英政府因香港水資源不足，籌劃修建船灣淡水湖，除將大美篤的14個村落遷至大埔(今日的六鄉村)外，還建引水道，經水圍水閘、鳳園、大美督，再沿隧道將林村河河水流進船灣淡水湖。」
船灣淡水湖是一個大型水庫，建成後在對岸居住的六鄉村村民，因為交通不便，每次往返九龍市區或到大埔墟販售農作物，總要中途入住由村屋改建所謂的「客棧」竭息一晚。」蘇先生笑言：「現時有很多香港人不知道，過去的食水來源是依靠大美督的水，而大美督的水源則來自林村河。但自從有了東江水後，林村河河水的重要性已降低，甚至乎在大雨期間，需將雨水排放到吐露港。」
對於香港農業未來發展，蘇先生坦言，現時已甚少人入行，大多是退休人士自購一幅小農地，以「玩票」性質進行耕作，在大埔林村便有20-30塊這樣的農田。他指出，年青時的農業發展還有希望，但今天的香港已「轉型」，百物騰貴，加上務農工作較過去還要辛苦，因此現時的年青人已甚少務農。
簡單來說，大部分農耕工作雖已電氣化，但村料、工具等開支均較過去上升了不少，例如一包肥料，上世紀八十年代只需100多元，現在已高至500元。若以蘇先生現時裁種桃花約二萬多呎的農地為例，一年便需要施放四次肥料，按每次八包計算，合共花費4000多元，還要計及針對不同害蟲，每次噴灑4至5支，每支售價近200元的「打蟲水」，以及其他如「打草水」的費用，農耕工作的營運開支同樣甚高。
此外，一年一造的桃花面對「內地」的平價競爭，也已是「夕限行業」了。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蘇先生以種植「時花」，如劍蘭、百合和菊花較多，但由於年紀漸長，加上「時花」的競爭更大，故近年只裁種桃花
蘇先生認為，雖然如玫瑰等於「情人節」的高價時花，在香港來說或許仍有得做，但卻沒有人願意投身去做，因為高價時花只在「節令」才值錢，平日的收益並不高。事實上，過去曾有「玫瑰王子」種植玫瑰花，然後販賣到花墟的花販，但批發價較之零售價低得多。及至內地開放發展，不論農產品還是花卉，早於90年代已大量運往香港，本地的花農並不易做。
作為半退休非正式農戶的蘇先生指出，全港以耕作為生的農戶不足20人。蘇先生曾與漁護署人員傾談時，問到為何不邀請年青人加入務農工作。便已務農工作辛苦，也沒有價值為由作回覆。蘇先生指出，務農有支出卻不一定有收獲，尤其是在天氣突變時，付出的心血往往化為烏有。現時，政府雖提供農戶因天氣造成損失的恩恤金，惟金額不多，往往是血本無歸，加上面對「平靚正」的農作物競爭，香港務農的前景難以看好。
在「健康潮流」下，有機種植是否為另一個發展方向？蘇先生認為，雖然元朗設有數個有機農場，但種植出來的蔬菜「味道」不足。因為真正的「有機種植」，除不能噴灑任何農藥外，甚至乎不可施放包括花生枯等有機肥料，令到「菜味」較淡。其實施放「蟲水」可視乎植物品種，例如佛手瓜、南瓜、冬瓜也可在沒有蟲水的情況下正常生長。
談到於1913年落成的大埔火車站，現為香港大埔鐵路博物館，讓蘇先生緬懷着過去兒時的生活。他回憶表示，過去的大埔墟街市位處舊墟直街，鄰近海傍，並設有碼頭以方便攤販和小船運載貨物，其後因填海工程，街市才遷至「三幢橋」，即太和橋、廣福橋和寶鄉橋靠近南盛街一帶。
現時在鐵路博物館展出的昔日柴油火車，為蘇先生孩童時期往返大學站游水的「便車」。蘇先生笑言：「當時大埔居民乘火車往往毋須『買票打孔』。因為當時舊大埔墟站旁邊是半涌村，村民往返鐵路兩側需經下方的拱門，換言之是任人進出，除乘客外，亦可假裝前往對面而溜到月台登車。縱使有稽查上車查票而發現逃票，亦只會發出「數角錢」罰款的告票，較正式票價的「一角或兩角錢」稍高一點而已」。
因九龍地區的菜價較高，村民會乘火車前去旺角或深水埗一帶販賣自耕的農作物，故當時的鐵路運輸對新界居民十分重要。例如蘇先生一家，每日深夜二時許便起床收割蔬菜，然後姐姐會於早上6時前乘首班火車到旺角站，再以擔挑將蔬菜運到北河街「擺攤」。當時的菜價雖只有每斤2至3角錢，但至上午11時許離開時，平均可賺取約20多元，有助幫補家計。
在鐵路博物館展出的火車均有「號碼」，例如51號車和65號車，但蘇先生一直只知其數字，卻不知其名。據博物館介紹， 51號車名為阿歷山大爵士號、60號車名為喬培得號，亦有以時任局長必嘉命名的必嘉號等。然而不說不知，當時新界居民乘火車前往九龍尖沙咀總站，因車站後方有一處空隙可供離開，因此大部分乘客抵達尖沙咀站後，都可選擇毋須通過車站閘口自行離開。
除鐵路系統外，嘉道理農場亦是新界農民的「近鄰好友」。一直以來，尤其是上世紀中後期，嘉道理農場發揮「姆母」角色，幫助農民「自食其力」，在家中養雞和養豬。在當時，農民可以到嘉道理農場免費領取一至兩隻小雞和小豬，甚至乎申請貸款，只需繳付10元(至今不變)的象徵式利息費用。
蘇先生憶述：「我於26歲便已開始向嘉道理農場借錢，先後借了差不多40年，直至65歲後才停止。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嘉道理農場提供的貸款額只有1至2萬元，約為打工族數個月的薪酬，以幫助農民應付急時之需，但必須於11個月後一次過償還。及至後期，貸款金額上限提高至10萬元，而全期利息則維持10元。」
申請手續並不繁複，當農民提出貸款申請後，嘉道理農場便會派員視察申請人的農地，視乎田地大小及農作物種類，按既定計算方法批出貸款額。然而於1985年，由於港英政府將林村一帶劃為農業用地，並向飼養豬、牛、雞等的農民，包括蘇先生飼養雞隻的妹夫作出賠償，令當地多年來飼養豬、牛、雞等的蓄牧業消失。
但對於林村未來的發展，蘇先生則有另一番看法，並認為林村日後必定會變為「樓宇林立」的地區。他指出，現時林村梅樹坑至嘉道理農場的大片土地上，不單已建成五個排污的泵房，馬路下方亦已建好排污渠，可以將污水排放至水圍污水處理廠，經處理後再排出海，為日後的土地發展作準備。
雖然香港政府不會批准村民改變農地用途，但政府可以改變政策，收回林村農地自用。他認為，香港政府也想發展林村，並計劃將鍾屋村對面的土地，聯同地產發展商規劃興建16幢私樓和16幢居屋，合共32幢樓宇。由於林錦公路難以負荷新增的人口，因此在發展前必須先行開闢新路，才能興建樓宇。但現時新建道路工程，需待北部發展區的道路建成後才再作安排。
至於林村原居民以丁權為由，要求將村外A級農地撥歸為村內用地以興建丁屋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有爭拗，但至今仍未獲香港政府同意。事實上，近20年的林村村內土地已有99%都變為丁屋。雖然保留村外農地政策不變，但農地售價仍高達每呎300-400元。若以一幅2000呎的農地為例，售價便達80萬元。現時在蘇先生農地對面，多年前曾由蘇先生耕作的一幅約11000呎農地，於去年便由原租戶以330多萬元購入。
林村許願樹是眾所周知的景點，近20年來吸引不少遊客前來「抛寶碟」。蘇先生指出，昔日的「許願樹」已枯死，雖然已再另購一棵在村口種植，但基於環保原因，避免燒香的煙薰，以及寶碟的重量將新樹弄死，所以改用假樹代替。
林村除許願樹外，旁邊亦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天后廟。蘇先生表示，數十年前搬來林村時，天后廟已存在，但為何在前方非海非河的地方建廟，箇中因由並不清楚，或許是原村民「有錢了」。然而老一輩村民常說，林村天后廟是「專『發』外姓人，不『發』本村人」，故外來人前來參拜不絕。但近20年「財運」逆轉，變成「專發本村人」了。
此外，社山亦有一棵病入膏盲的「神木」，但蘇先生對此樹認識不多。此外，林村下方坑下莆亦有一座美侖美煥的林氏祠堂，認識村長的蘇先生甚少進入，因此對「林氏」的歷史和發展認識不深。蘇先生強調：「林村並有26條村落，擁有包括香港早期士族溫姓的多個姓氏，各自管理的地方分得十分清楚，加上各自管理方式不同，故難以一概而論。」
接着，蘇先生憶述童年生活的大埔碗瑤，表示舊居旁邊分別是鄧姓和馬姓的村民。當時馬氏先祖在河邊，現為營盤下村的地方興建了一座名為馬屋的古厝後，便開始在此定居。回顧上世紀中期，碗瑤一帶均是農地，只有數間老宅、一所學校和一間廟宇，而現時都已建成樓房，變化很大。
另一方面，蘇先生於30多年前曾有半年時間在泰亨耕作，但對泰亨文氏祠堂、天后廟和連理樹的歷史則認識不多。同樣地，就新界四大家族的歷史，他只於小時候在大埔頭祠堂讀書時，聽聞他們是於「大遷徙」時期到香港，成為「客家人」的一部分。此外，蘇先生本身亦非原東莞人，只是父親遷徙至東莞定居，其後便自稱為東莞人。他表示，早前大伯的兒子亦曾希望「尋根」，但最終因資料難尋而放棄。
林村，只是蘇先生第二個家，其本家在元洲仔一帶。但居於附近的蘇先生，卻對海濱的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認識不多。至於旁邊的大王爺廟，則略有知曉，指出這座蝥家人的廟宇，不論是風俗習慣均與陸上人不同，特別是婚嫁禮儀中，蝥家人會在林村河口大鑼大鼓划龍船，十分熱鬧。
此外，昔日的大埔墟只是一處很小的地方，四周大多是農地，而東昌街已是海傍路段，設有魚市場，還建有鐵路，漁民每日都會將漁獲運至該處上岸銷售。至於現時包括大埔中心、廣福邨和富善邨一帶，均是由填海得來的土地。
蘇先生強詰，於過去數十年，大埔區不斷進行填海工程，除剛才提到的公私營屋邨外，還有簡稱為回歸塔公園的香港大埔海濱公園。雖然維基百科顯示，公園佔地較維多利亞公園大一倍，耗資2億1000萬港元建成。惟蘇先生卻表示，因為整個公園均是填海得來，加上在興建過程中在海床加建了不少設施，因此認為大埔海濱公園是全港最貴的公園，而非單純建造一座回歸紀念塔的目的。
蘇先生總結說：「在過去數十年，林村的變化不算太大，只是「人」，走得的，都走了。在以前，務農的工作還可以「搵」得一餐半餐，但現在已日漸式微。事實上，自上世紀中期不可以養雞養豬開始，加上內地開放，農耕又怎夠吃。
縱使自己是一名花農，也不能做到昆明般，一年到晚，任何時間都可以提供不同的花材，加上台灣和荷蘭人在昆明開設花場，香港的花農更難生存。至於蓄牧業，過去在大埔錦田的養豬人，都已回到內地開設豬場，甚至乎內地於三年前，已建成24層樓，全機械化運作的養豬場，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又怎樣可以做得到？
蘇先生寄語年青人，不要將自己局限於香港這個小地方，不要做一隻井中蛙，拿出勇氣，跳出舒適圈，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安全和穩定的地方，特別是發展騰飛的祖國闖闖，找着機遇，踏上美好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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