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介求學時期的「習史之旅」，接下來是第二階段，任職香港藝術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工作時期。丁公笑言，在香港藝術館工作了九年，主要負責館藏的歷史繪畫研究和策展方面的工作。
此刻回想可說是「天意安排」，因最初是打算當一名「老師」，卻發覺時下老師喜歡聽股票，下班後打麻雀，實非個人所好，故考慮到博物館任職。然而當時藝術館職位不多，自己前後投考三次，首次由「學兄」獲聘，後來讓低兩班的學弟取得，直至第三次館方表示未有人做過的「歷史畫」有職缺。雖非原先的屬意，卻由此對省港澳歷史文化地理產生濃厚興趣並進行深入探，結果「學得好多」，例如法國畫家波塞爾(August Borget)於1838年到訪香港時，將香港開埠前的面貌記錄在個人日記和繪畫上，從而印證了香港島和昂船洲並非是「A barren rock with nary(none)a house upon it」(「鳥不生蛋、一棟房子也沒有的荒島」）)的謬誤外，還可以看到昔日用竹做成的水管。
廣州對外貿易的歷史十分長久，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自清初收復台灣至鴉片戰爭爆發前，清朝將廣州定位為唯一開放予西方商旅的港口，設立粵海關，成為中國的南大門。
在歷史畫上，清晰記錄了廣州商館區自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百年間的變化，從中可熟習全國的地理，特別是沿海一帶的島嶼。丁公坦言，因西方來華商旅喜歡自行改名，若要將中英文名對照，便是一項既困難又十分有趣的工作。
例如土名「Island Hoy」，在《東莞縣誌》上稱為「阿娘鞋島」，位處黃埔島最南端，初看時會讓人摸不着頭腦。至於新洲的認幾個地名，例如石崗塔、黃埔塔和廣州不同的島嶼等，也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弄清楚。
另一方面，歷史畫也是追尋過去的「線索」。1844年7月3日，清朝與美國在中國澳門望廈村（普濟禪院）簽訂不平等的《望廈條約》(又稱《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後，並派遣亞歷山大．義華業（Alexander Hill Everett）來華出任常駐代表，殊不知抵步不久，於 1847 年死於廣州，並安葬廣州黃埔（番鬼山）的一處墳場。
於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方曾有人詢問亞歷山大．義華業的墓碑。在丁公協助下，透過一幅歷史畫上，在黃埔一處墳場內找到類似的「柱狀」構築物，其後在碑文上發現「Alexander Hill Everett First Resident Minis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China」字樣，證實為首位在華常駐代表之墓。
廣州的歷史畫，有着不少「十三行」的畫作。在早期「一口通商」期間，因有規管條文，西方商旅必須在指定地方居住，因此當時十三行的商人便自資興建「商行」讓來華的貿易夥伴租住，並豎起相關地區「國旗」，以茲識別，其中荷蘭和英國旗是「必然」已有。至於法國波圖皇朝國旗的「白旗」，曾因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倫戰爭而消失了數十年。
此外，從旗幟上可以發現，美國是於1783年來華，並在商館區廣場豎起國旗，而1807年的豎起的英國旗並沒有交叉圖案，因當時英國還未有吞併愛爾蘭。至於1830年商館區的歷史畫中，可以看到岸邊停泊的船群中，有不少「花艇」，反映當時的「另類」文化，這正是研究歷史畫的有趣之處。商館區曾經歷第一次鴉片戰爭被燒毀後重建，包括興建聖公會大教堂。及至1856年12月第二次鴉片戰爭全部燒毀，其後遷至沙面的情況，亦在歷史畫中得以重現，直至「相片」出現後，後人已不需再透過歷史畫研究「菲林時代」的歷史。
在中西文化中，不時出現的「誤意為」，總是令人感到「有趣」。例如1841年指英國皇家海軍軍艦前來香港的威廉．布羅迪船長（Captain William Brodie），在抵達後隨即離世，並將安葬的黃泥涌墓地記錄為「Happy Valley（快活谷）」，沿用至今。
此外，在耆英與德庇時會晤的歷史畫中，反映耆英與德庇時簽訂《耆英德庇時協定》情況。耆英為時任兩廣總督，參與第一和二次鴉片戰爭前後(約1842-1847年)的和談，以為與英國打好關係便可以和平相處，不單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更於1847 年因英軍攻佔虎門炮台，而於 4 月 6 日與德庇時簽訂了《耆英德庇時協定》（又稱《英人入城協定》），承諾兩年後（即 1849 年）准許英國人進入廣州城，豈料接任兩廣總督的徐廣縉及葉名琛反對，最終引發1856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前來香港。在畫中，半光頭者就是David，丁公形容外表十分有趣，只需要個人用心「直觀」，往往會有很多發現。
對於歷史畫的工作，丁公形容為「打雜」，皆因歷史畫每年只有一次展覽，其他時間便需要協助「他人」策展，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涉獵不同範疇的學問，獲益更多。例如在廣東繪畫中，透過畫家的「題跋」，便是一項很好的歷史資料，有助提升文教的興趣。
在多年努力下，「打雜」晉身為策展人，分別負責「東方瓷藝與荷蘭德爾夫特陶瓷」、「廣東繪畫」、以及1988年4月15日至7月3日，在香港藝術館舉辦的大型展覽「徐悲鴻的藝術」（The Art of Xu Beihong），並負責接待和安排徐悲鴻的第三任妻子廖靜文來港事宜。丁公明言，憑藉策展，得以對徐悲鴻的人和事有更深入的認識。雖然不是主事，只是做打雜，但過程中學習了很多。這種「從打雜中學習」的知識收獲，或許就是金庸筆下，《天龍八部》描繪的「掃地和尚」了。
在結束「工作階段」的內容前，丁公特別帶出策劃「東方瓷藝與荷蘭德爾夫特陶瓷」展覽的點滴。丁公表示，是次展覽旨在透過瓷器為載體，從而反映東西文化的交流。
事實上，荷蘭德爾夫特陶瓷(Delftware) 有着「模仿與創新」的歷史關係。早前17世紀，中國景德鎮的青花瓷器已引發歐洲貴族的「東方瓷器熱」，直接促成荷蘭小鎮德爾夫特(Delft)的陶瓷業發展。在沒有高嶺土的情況下，以獨特的錫釉陶(Tin-glazed earthenware)技術製成「德爾夫特藍陶」的仿瓷器。由於價錢相對便宜得多，結果讓整個歐洲中產階級皆為之使用，進一步帶中國瓷器之風。及至明末清初由於戰亂影響中國瓷器的生產，歐洲除進口日本瓷器外，還有仿日瓷器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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