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舉辦「中午大講堂－我的習史之旅」，主講嘉賓是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的丁新豹博士(丁公)。
丁公的開場發言不多閒話，直入主題，開首提出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指出「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始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丁公表示，不政治眼光評價王國維於1927年自殺事件，只着重其提出的二重證據法，透過文獻資料，如二十世紀初新的敦煌資料、文獻，或歷史研究就青銅器和甲骨文提出新的方法外，除引證舊有原來的文獻外，還可包括出土的文物，其中漢簡可說是改寫歷史，而饒公將「二重證據法」改良為「古史五重證」，分別為直接證據的「實物」(考古學資料)、「文獻」(甲骨、金文材料)和「經典材料」，以及間接證據的「民族學資料」和「異邦古史資料」，均受到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影響。
「習史之旅」可分粗略分為讀書時期(香港大學求學時期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工作時期(任職香港藝術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以及退休時期(十二年)(從事研究和通過考察認識歷史時期)的三個階段。
在讀書時期選科的四文四史，分別為文學批評的「魏晉南北朝史」、古代詩詞的「明史」、文字音韻的「中國美術考古之青銅器」，以及新文學的「中國美術考古之繪畫雕塑」。若按現時的標準，將難以投考任何一間博物館，因文學和歷史都不夠「科」。在選修學科中，最為後悔的是「新文學」，因自學也足夠。至於文字音韻，若當時可以讀得好，對歷史研究會有很大幫助。至於美術考古雖只是美術史，但對自己的影響最大。
在撰寫碩士論文時以「拓跋族漢化新探」為題，以文獻資料結合考古出土文物，追溯拓跋鮮卑如何從漠北遷徙至河套，其後在盛樂(今和林格爾)、平城(今大同)建立北魏政權，孝文帝其後遷都洛陽，並在遷徙過程中為適應居地環境變化及王權的建立而逐漸接受漢文化。
論文重點評述孝文帝遷都洛陽，推動由上而下的漢化，並非弱勢文化被侵飾，而是反映整個來自草原的拓跋民族，在變化改程中改變自己，以適應整個皇朝的統治。這種變化可與清朝作為對比，因需適應居地的環境變化，改以漢文化作為管轄方式，這在魏晉的石窟藝術和出土文物上的可得到引證。期間曾審視很多考古資料，惟當時不少考古報告有錯，沒有明確分辨鮮卑和匈奴，以至發掘出來的匈奴墓誤稱為鮮卑墓。
嘎仙洞(內蒙古大興安嶺北段)是拓跋族的發祥地，其後遷居呼倫貝爾、盛樂、大同和洛陽，族人隨着環境改變亦導致生活的改變。若將大同孝文帝的墓與龍門石窟比較，可發現同具有漢化後的標記和表現風格。事實上，龍門石窟始鑿於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由當時清河崔氏大族的崔浩協助。然而主持編纂北魏《國史》時將鮮卑過去差劣的歷史都寫出來，結果引起皇室貴族強烈不滿，引發著名「國史之獄」而遭「夷五族」的極刑。
博士論文主題為「香港早期華人社會」(1841-1870年)，未有採用考古資料，只是透過中英官方的檔案文獻，或地方的文獻，又或廟宇碑文及其他資料，講述一班人由一處到另一處，由漠北偏遠地區來到香港，如何安頓、如何建立華人的社會？鴉片戰爭後為何及怎樣在這個陌生的英國殖民地立足外，甚至乎利用香港作為轉口港的優勢，從事商業貿易，並於1870 年成立東華醫院，彰顯本地華人社會地位的標誌作結。
博士論文論述的香港華人社會有着新加坡華人社會形成的影子，透過不同角度，構思另一套方法來解釋香港的轉變。因此在研究過程中，丁公對東南亞華人社會甚有興趣，並發現天后廟的碑文(1868年)上，捐款人包括南北行商商人和樂善堂和東華理事等。於1876-79年發生的華北大旱災，香港的文武廟、四環盂蘭公所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救濟災民。及至1870年東華成立，多間商號，包括很多上環文武廟的鐘店已歸入四環眾信，全港客商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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