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四年級前,翟哥家庭環境尚可,父親從內地來港,與外公外婆同住長洲,爺爺嫲嫲早在已內地過世,故未有見面。由於外公曾於順德學習中醫,來到長洲時開了中藥店(藥材舖),更為島上居民及漁民診症,並不時贈醫施藥,深受島民愛戴。
父親與拍檔在長洲開設藤廠,從事藤業的工作,及後與家住長洲的母親結婚。不幸地,約於翟哥1至2歲時,由於父親被生意伙伴所騙,導致藤廠結業,父親轉到九龍區的麻雀館工作,而外公身體轉差,未能工作,經濟重擔隨即落在父親身上。由於當時大部分人視麻雀館為偏門,因此父親對翟哥謊稱在製衣廠做事,導致翟哥與兄弟在不能經常見到父親的環境下成長。
及至小學四年級時,父親患上腎結石,曾於港島瑪麗醫院進行兩次手術,並需停工休養大半年時間,家庭收入只依靠母親到工廠做女工,下班後更帶工件回家加工賺外快,翟哥課後亦須協助母親,如穿珠仔和膠花裝配等工作,一家人艱辛度日。

由於長洲中學學額不足以應付當地的出生率,因此在九年免費教育下,不少長洲學童需到島外讀書,幸而翟哥升中一時獲長洲中學取錄,既可省回船費開支,課後亦可協助家庭工作。
另一方面,父親經歷大手術後雖未能從事勞動工作,經街坊介紹下在島上茶樓任職收銀員,入息微薄,工餘時在家以木箱架設了簡單雞欄,購買雞苗飼養雞隻轉售,而翟哥亦協助購買類似糙米,俗稱「雞米」的飼料。由於採購量較一般為多,雜貨店店主曾戲言,指翟哥飼養的雞隻數量不少,其實部分雞米是加入大米供一家食用。
早年長洲的入學時間不似現在有嚴格規定,翟哥於4歲時入讀小一,約11歲已升讀中學。及至中學三年級,翟哥開始有點力氣,便在放學後到汽水批發商及石油氣公司做「苦力」幫補家計。當時運送一盆細裝汽水可賺取6角的運輸費,一樽大裝石油氣可賺取約兩元運費,每日可賺取約8至9元。
屋漏兼逢年夜雨,翟哥升中學時再度迎來新的困境。由於租住的樓房清拆,必須遷離。在無計可施下,父母決定咬緊牙關,向親友借錢作首期購置了一間約200平方呎的住屋,讓一家可以「有瓦遮頭」。直到今天,母親仍居住在此。
有了新居並不代表環境變好,因為「有借有還」,父母親更須共同工作,以清還親友的欠款及銀行供款。當時更遇上外公離世,一家的生計甚為困難,翟哥放學後仍要搬運汽水及石油氣以幫補家計。

困境時父親曾向翟哥表示,待他完成中三課程後便出來工作。但翟哥覺得須中學畢業才有前途,故堅持繼續上學,唯有放學後繼續當「苦力」賺取一些生活費,最終完成中五學業。翟哥表示,當時家境雖不算太好,但亦逐漸走向不用再憂柴憂米的日子。
中五畢業後的翟哥亦非「一帆風順」,因為在會考英文科考試前夕,為了賺取30多元的運輸費,翟哥搬運石油氣入倉至凌晨2時許,回家後小睡片刻便要趕往試場應考。在精神狀態不佳的情況下,結果最不善長的英文科未能取得合格成績,直至在青少年中心工作時,再度以自修生報考,才算是一名五科合格的中學畢業生。
翟哥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長洲某福利機構的青少年中心當小學功課輔導班導師,月薪約600多元,但面對當時百物騰貴的大環境,實在「捉襟見肘」。因此翟哥在圖書館讀報時,看到九龍灣職業訓練局開辦為期54星期,附有津貼的印刷技術員課程後,認為香港工業正急速發展,前景應較為明朗,便毅然辭職到職訓局受訓。
職業訓練局的課程雖為學生提供「津貼」,但不足以幫補家計,故翟哥在一些小學及初中生的家長邀請下,「膽粗粗」地應聘為他們的子女擔任功課導師,以增加收入。
一年多時間完成學徒訓練課程後,翟哥獲推薦到柴灣印刷廠工作。當時一名「學徒」月薪約為1000元,稍有工作經驗的「大學徒」為1200元。然而當時的「師傅」並不願意「口述身教」,只視學徒為替師傅買茶買煙,搬紙及清潔等的「文化苦力」。甚至乎,有的師傅會「弄權」,要求學徒代買煙而不付款。當時的一包沙龍或萬寶路香煙約為3至4元,但學徒的一分一錢都是血汗錢,所以翟哥代買煙前都會要求師傅先課金。
此外,有些師傅甚為自私,不願把技術教授學徒,因此在調校印刷機時,故意喚使學徒外出買煙,以免學徒學懂「調機」方法。為想學得更多,翟哥買煙時總會快去快回,若發現升降機停留時間太長,翟哥會選擇跑落19層樓到地下,務求爭取更多時間返回工廠,遠遠站在一旁偷看師傅的每一個動作,以及記住相應的機器位置。待機器停止運作及師傅不在時,翟哥便「有樣學樣」到機器旁,鑽研其中的知識。

雖然九龍灣職業訓練局有印刷機實習,但沒有雙色或四色等「大機」,在工廠實際操作時尚需依靠自己的摸索。經過約一年多的「爛做」、「不駁咀」和「學習」後,老闆已讓翟哥負責「二手(睇掣)」的工作。換言之,只需兩年多時間,翟哥雖是「大學徒」,但已讓人有「師傅仔」的感覺,多所印刷公司的老闆都會請他當夜班(抄散)以多賺外快。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印刷業擁有跨國的奧美(O&M) ;靈智廣告(RSCG);李奧貝納(Leo)和智威湯遜(JWT)四大廣告公司,透過初期的柯色平版印刷,即「紅黃藍黑」構成彩色圖案,加上「快靚平正」稱著,香港的「江湖」地位僅次於日本,在東南亞地區佔據龐大市場份額,尤其是香港會展的展覽廣告業務,而其他小型廣告公司則以生活用品的印刷業務為主。
及至八十年代後期內地推行改革開放,由於國內地大物博,廠房面積廣闊,可儲放較多「卡紙」(每版有310至360的厚度),以及搬運卡紙所需的人力資源等優勢,印刷業界的東主紛紛北上設廠,投資大型多色印刷機以從事包裝印刷,更聘請香港印刷師傅到內地廠房作「睇場」,負責培育和監察內地員工,以提升他們的技術水平及印刷質素。至於本地印刷廠則維持廣告印刷,包括海報、說明書或展覽會所用的宣傳單張等作為主要印刷業務。
在柴灣印刷廠工作一段時間後,翟哥已升任「二手」,再往上就是「師傅」了。當時工廠引入外資股東後,由於翟哥略懂英文,很快便被公司委任為助理生產主任,與英國調派在港負責與總部聯絡溝通的「外籍代表」合作。簡單來說就是一人對外,一人管內的分工。
然而「外籍代表」嗜酒,經常因醉酒而未能上班,曾有約值10萬港元的卡紙印刷訂單出錯,導致公司重大損失。在查明原因後,公司開除外籍代表,並安排翟哥除監察印刷事務外,同時兼任部分行政工作,甚至乎公司撥給30萬元的「應急錢」,以便隨時購入只限現金交收,屬紙商的平價「餘貨」,每次可為公司省下數萬元。
遺憾的是,公司賺錢後,翟哥看到原老闆買新車,以及生活轉趨富貴時,一班同甘共苦的員工卻未獲加薪外,還出現減人加「辛」,由過去一名師傅帶領管控一台印刷機,變為一名師傅負責兩台機的情況,故讓翟哥萌生去意。
適逢上世紀九十年代地產市道逢勃,帶旺「三行」等裝修行業,當中的公司名片、單據、信紙及信封等印刷品極為渴市,翟哥遂轉到友人的印刷地舖工作,負責見客、設計、正稿及出菲林等所有工作。雖然工作十分艱辛,每天平均睡覺只有4小時,但每月賺取的收入十分可觀。
立業成家是華人一直追求的理想人生,在事業稍見起色後,翟哥便與青梅竹馬的女友計劃結婚,但前提是要有「屋」。為了「抽得」居屋,翟哥與女朋友在徵得雙方父母的同意下,採取「未過門,先註冊」的方法,以夫妻身份「抽簽」。幸運地獲得以候補身份的揀樓資格,最後並選擇了當時仍屬偏遠地區的將軍澳屋苑。翟哥尤記得在簽訂臨時買賣協議時,太太放下原子筆的一刻,開心得大叫着「我們有屋了」,引得旁邊等候者一陣笑聲。
待至新屋落成,翟哥又開啟了另一個人生新篇章。為了落實有「屋」後「成家」的諾言,不論是供樓的開支,還是結婚使費,甚至乎為未來出現的下一代作打算,翟哥單靠上班的收入難免仍有「不足」,遂再次從事「炒散」的工作。在每天平均只睡2-3小時下,翟哥下班時更不斷地到其他需要人手協助的印刷廠工作數小時。
工作,工作,再工作,讓翟哥不單與初生女兒見面的機會減少,也未能在女兒生病時在旁照顧。其後與太太商量,毅然放棄「打工」的做法,冒險地自行創業,在九龍灣區工廠內租賃部分空間,購買小型印刷機,便開始「接單」的生意。
創業的好處就是由自己安排上下班時間,並可以接送女兒返幼兒園,直至女兒中學畢業。十二年間,翟哥與太太一直陪伴女兒左右,見證女兒的成長,坦言創業之舉雖未能賺得大錢,卻是值得的。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踏入中年的翟哥,原以為可在「自家工廠」做到退休,殊不知因為「雷曼事件」,世界出現「經濟崩潰」式的浪潮,而翟哥工廠的長期顧客亦因此破產,迫使對翟哥的工廠「走數」。
左思右想,甚至乎一度打算「自尋短見」的翟哥,在腦海中突然「閃過」太太和女兒的影像,驚醒了內心深處「什麼才是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太太和女兒兩人。
停一停,深呼吸,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翟哥回家後向太太表明打算結束工廠業務,重新找工作,竟獲太太諒解和支持,一句「好」,印證了夫妻間的信任和互助。
翟哥將僅有的積蓄清還所有業務上的欠款後,銀行帳戶內只餘500多元,同時肩上的無形之手頓時消失,重擔亦被卸去。翟哥明白,重頭再來殊非易事,但最重要的是自我心態的調整。
打開報章上的招聘廣告後,翟哥放下「老闆」的身段,到非政府組織轄下的老人院舍應徵活動助理一職,豈料該職位以18-22歲年青人為對象,遂在人員的建議下,入職顧客服務助理一職,協助老人院舍尋找客源,以及為已入住的長者處理文書服務。

新的工作,新的責任,翟哥一方面聯絡不同醫院社工,介紹院舍服務外,還繼續進修之路,繼早前已在理工、中大完成證書課程,還繼續在公開大學修讀學士(計分)課程,裝備自己。但由於「家庭」、「經濟」和「年齡」,以及年邁父親需人照顧等因素,縱然曾有中大導師對翟哥取得不錯成績,因而推薦其入讀「全日制」的學士課程,最後亦只能惋拒或放棄。
翟哥在老人院舍工作一年多時間後,院舍宿位已由「招收」變為「輪候」,甚至乎有高達50多人排隊。翟哥至今仍記得,當時入職面試時院長曾問及其個人的優劣,他回應指出其劣在於英文不佳和年紀較長,但其優則在中文水平不錯,同時亦因年紀較長,容易與院友的長者溝通。入職後最使翟哥牢記的,就是院舍的總監曾向他提及,作為一名在老人院舍工作的人員,應以會否讓自己的父母,甚或日後的自己入住,作為衡量院舍服務水平的標準。
及後,院長更讓擔任客戶服務助理的翟哥轉職為行政助理,開始負責院舍的行政工作,由初時只負責維修及車隊管理的工作,及後更負起向社署申請「整畢資助」,例如更換院舍器材或資助小型維修工程的申請,足證翟哥在工作上獲得上司的肯定,同時開啟了自己的「行政人生」。
翟哥在老人院的行政崗位上共做了十五年,由最初的「問人」和「查書」,甚至要在坊間修讀相關課程,成為行政維修兩者皆能的「萬事通」,並汲取更多工作經驗後,成為處理和解決社署對院舍有關事宜的「能手」。但由於人事關係,並在前上司的力邀下,翟哥轉往另一新建長者居所任職行政主管。
然而好景不常,有人的地方便有「是非」,加上翟哥年紀漸長,不希望將人生餘下的心力投放在人事關係上,最後選擇離職,暫時享受人生,並為日後「興趣」上的發展籌劃一番。
最後,翟哥以自己的「人生軌迹」為證,寄語年青人必須踏實向前,以誠待人,為別人立好榜樣,為自己贏得人生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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